在王树声早期的人生之路上，几乎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周围亲友的关爱和帮助，因而他倍加珍惜这份浓浓亲情。同时，自从他立下决心跟定共产党干革命的那一刻起，对他来说，党的事业又是至高无上的。
麻城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动摇了地主豪绅在乡村的封建统治，他们恐慌异常，对农民运动极端仇视，把成立农会污为“地痞流氓”糜乱地方。他们有的暗地以“族规”、“家法”、辞佃来阻止农民加入农会，有的对加入农会的农民威胁恫吓，或施以小恩小惠，拉拢利诱，千方百计地破坏农民协会，还有的不法豪绅，以防匪抢劫为由，加固宅院，扩充家丁，准备以武力和农会对抗。
为了保障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付反动豪绅的反抗和破坏活动，中共党组织号召农民协会把会员武装起来，加强农会组织的力量。
乘马岗区大河铺罗家河村有个大土豪，名叫丁枕鱼，有良田七八百亩，房屋几十套，雇有众多长工短工，全乡大部分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他仗着有钱有势，为非作歹，恶贯满盈。最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兴出了什么“初夜权”--哪家佃户要娶亲或嫁女，首先要把姑娘送到他那里，让他先“开导”。不然的话，他就让婚礼成丧礼，让洞房成牢房。邓家湾一姓萧的姑娘，冬月就要出嫁，但丁枕鱼硬是霸占着不让出嫁。
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心狠手辣，是依仗父权欺压穷苦百姓的一条恶狼。
石破天惊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农民协会下令减租减息。这对虎狼父子，视农会为眼中钉、肉中刺，发誓要与农会较量到底。他们搜罗一批流氓打手，请了“老师”，秘密组织了红枪会，与农会对抗，甚至扬言：“谁狗胆包天闯入我罗家河，我丁家爷们等着！”
起初，农会对丁枕鱼没有动手。原因是，他有保镖，比较难啃；更主要的是，他与这时担任区农会组织部长的王树声有着很近的亲戚关系：按亲戚的辈数来说，丁枕鱼和王树声的祖母是同胞姐弟，也就是说，丁枕鱼是王树声的嫡亲舅爹。因此，大家不好硬去破这个情面。
然而，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大恶霸竟先动手了。1926年12月20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丁家父子指使手下爪牙们公然捣毁了大河铺乡农会罗家河分组的办公室，撕掉了街头上农会刚刚贴上的标语，然后得意洋洋地狂笑而去。
乘马岗区农民协会领导人胡静山、徐子清、王树声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到会人员，群情激怒，义愤填膺。王树声首先主动提出立即捉拿丁枕鱼，打掉他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他不提，大家发言还积极，他一提，会议反倒冷了场。当他意识到大家的顾虑，便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因为丁枕鱼是我的舅爹？”
大伙看了王树声一眼，心里知道：王树声平时最孝敬老祖母，他又是由祖母一手拉扯大的。即使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他这个外孙，能狠心去惩治自己的舅公吗？大伙心里这么掂量着，谁也没作声。
这实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论是对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还是对王树声本人。
王树声心窝一缩，急得毛躁火辣的。他大声说道：“我们家有钱、有田，我舅爹家有钱、有田，都是剥削来的，我们闹革命，就是把穷苦农友组织起来，打倒土豪，消灭剥削，才能翻身解放。”最后，他越说越激动：“请农友们放心，我王树声坚决和大伙站在一起，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王树声一席话，说得大伙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是，也有的人不大放心，劝他说：“老五啊，你真心实意干革命，我们信你的，不过丁枕鱼与你祖母关系太亲近了。”
“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爹娘老子，该斗也要跟他斗！”说着，王树声“啪”的一声，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斩钉截铁地说：“走，今天就找丁枕鱼算账去！”
会议结束时，已是半夜时分。共产党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摸着漆黑的小路，分途到各个村庄召集农会会员集合。
整个乘马岗沸腾起来了，满山满畈响起了呐喊声，人人争相传告：“王树声带头打丁枕鱼，走哇，参加打老虎啊！”成百上千的农会会员，无数对丁家怀有深仇大恨的群众，革命的热情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一个个扛起大刀、长矛、鸟铳、锄头，直奔罗家河，很快就把丁枕鱼的住宅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天已黎明。罗家河分会的廖荣坤带着十几个身背大刀的青壮年，首先翻墙而入，外面的会员，一边攻打，一边向丁家家丁喊话：“穷人不要为丁枕鱼卖命送死！”
在睡梦中的丁家父子万没有料到这一着，慌乱之中，丁岳平从后门溜掉，丁枕鱼钻进伙房里面的柴草堆里。
大门被攻开了，人们如潮水般地涌进丁家大院，从柴草堆里拖出正吓得瑟瑟发抖的丁枕鱼，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得嗷嗷直叫，连连叩头求饶。
农友们指着丁枕鱼说：“过去头顶你的天，脚踏你的地，你逼死了我们多少人啊！现在这个天，这个地是我们的了。”曾被丁枕鱼霸占了未婚妻的吴某，上去把丁枕鱼揍了一顿，咬牙切齿地骂道：“你害得我结不了婚，成不了家，现在该我报仇了！”
随着一阵吆喝，丁家的粮仓被砸开，“阎王账”被点燃。红红的火焰照耀着正忙于分粮的农友们兴奋的脸庞……
“脸皮”既已撕破，更是一往无前。带着强烈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正义感，王树声又带头向自己亲戚中的其他少数反动分子开战。丁家岗有个外号叫“狗老八”的恶霸地主，是他的亲大舅。“狗老八”到河南光山纠集红枪会反对农会，破坏农民运动，其儿子“盐菜石头”也是坚决反对农会的死硬分子。王树声带领农友们在大庙将“狗老八”父子一同抓获，并当场处决。
这次斗争，像惊雷轰动了整个乘马，一连好几天，各乡都闹起来，怒涛滚滚，山呼海啸。农民协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丁枕鱼等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被压下去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世代受尽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挺直了腰杆。特别是王树声大义灭亲的壮举，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在山乡城镇迅速传播开来，如催人奋进的号角，激励着广大的贫苦百姓更加勇猛地同土豪劣绅展开坚决的斗争。
农民斗争的烈火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进一步走向深入。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土豪劣绅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之后，紧接着必然是他们经济地位的动摇。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正确贯彻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把斗争的着眼点放在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上，领导农民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抗租抗息，开仓分粮，直至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财产。拿着原始武器的穷人们，协助农会又捕捉了方家湾反动区长王既之的侄子王子历等十几个土豪劣绅，并把他们的粮仓打开，把被搜刮去的积谷陈粮，一袋袋，一筐筐，喜笑颜开地背回家去。西张店一带的大土豪王芝庭、方勉之等，由于公然拒绝农民协会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也被农民协会抓了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时获得解放和翻身，他们扬眉吐气，高兴地唱起了自己编的《农会歌》：
打起鼓来鼓起锣，
我们唱个农会歌，
农友们多么快活
……
减租减息又减课，
苛捐杂税都免却，
翻身日子真好过。
不是共产党来掌舵，
哪有这个好结果，
农友们时刻紧跟着。
麻城农民协会惩治地主豪绅的斗争，有力地动摇了反动统治在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全县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农村大革命。农民群众在这场疾风暴雨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显示了农村大革命主力军的伟大力量。此后，麻城地区的革命群众，无论革命环境如何艰苦，始终英勇不屈地坚持斗争，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就是从这时锻炼成长起来的。
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王树声公开地背叛了剥削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员，坚定地与广大劳苦群众站在一起，并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在群众中有着极强的号召力，他本人从中也增长了斗争才干，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好似一转眼的工夫，1927年的春节就要到了。世代当牛做马的穷苦人，盼来了翻身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男女老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然而，在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被列为革命对象的人，都吓得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有的携带金银财宝，逃到了武汉三镇；有的去投亲靠友，跑到了避风的河南光山新集；有的躲在麻城县城，求助于国民党右派的庇护。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造谣惑众，混淆视听，咒骂农民协会和共产党人。正当这个时候，麻城县代理商会会长、大劣绅李舜卿，与国民党右派县长刘芳①、县承审官徐某等互相勾结，阴谋破坏农民运动，解散农民协会，推翻当时共产党人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并放出已被农会逮捕的土豪劣绅。顿时，县城里的情势紧张起来。
中共麻城县特别支部很快得知了敌人的阴谋，立即开会商讨对策，决定先发制人，在敌人没有动手之前，调动乘马岗等区的农民来城，把县城闹它个天翻地覆，粉碎这一反革命阴谋。
1927年2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乘马岗区农会接到中共麻城特别支部的紧急通知：调乘马岗区农会会员奔赴县城，火速支援。王树声等人立即行动，迅速集合了数千农民，身背大刀，肩扛长矛，手提糍粑，顶着凛冽的寒风，像巨龙一样，浩浩荡荡地向县城涌去。一路上，不断有闻讯自动赶来的农民加入队伍，许多妇女从家里端着茶、饭热情慰问。下午，县城里的大街小巷，顿时人山人海，刀矛林立，犁头会旗飘扬。农民武装在城内革命力量的配合下，果断地逮捕了大劣绅李舜卿，同时还逮捕了反对农会、多次制造纠纷、带头闹事的工会会长罗佑章（绰号“罗偏头”，是个工贼），并把他们送进牢房。驻在县城内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以及县警备队的几十条人枪，虽然想保护这些人，但慑于农民队伍人多势众，一时都不敢轻举妄动。县长刘芳和承审官徐某由于顽固地反对农民的革命行动，也被县农民协会当众宣布停职。县农会还同时宣布，全县“一切权力归农会”。在一段时间内，农会掌握了捉人、关人、处决反动分子的权力。这时，麻城县的机构虽然是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实际上已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麻城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各级农民协会领导的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整个湖北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省城的许多报纸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报道。1927年3月，《汉口民国日报》曾以《麻城农民协会收五毒》为题报道了一则消息：“麻城的土豪劣绅，王芝庭、朱碧山、方勉之、方孝亭、余子游5人在麻城无恶不作，无钱不要。农友们看见他们，听着他们的名字就害怕，把他们叫五毒。我们看了这诨名，就晓得他们对农民的狠处了。但是，麻城兴了农民协会以后，农友们不说不怕五毒，反来收了五毒了。现在省农协，已将五毒内的一毒余子游捉起来了，还有四毒也要一起捉来才好了，才免得他们再放出毒来害农民……”
麻城县农民协会的威望日益提升，农民革命的情绪更加高涨。农民们兴奋地说：“盖子揭开了，革命就要革到底！”“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适应新的革命形势，1927年3月，中共麻城县特支和县农会决定，选送刘文蔚、桂步蟾、龚正华3人前往武昌，到毛泽东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同时，县农会还选派刘象明、曾赛珠、屈绳武、曾焱仪等参加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百炼才能成钢。在农民革命这座大熔炉里，王树声总是愿意主动接受锻炼，经受考验，使自己不断成长；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自然无愧于党组织的信任和同志们的信赖，因而他很快被任命为县农会的组织部长。
担当重任的王树声，视野更加开阔。他深知，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是农民运动的主力军；农民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关键在于各地要有更多的觉悟了的骨干分子，才能使刚刚点燃的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扩大成为燎原之势。因此，这段时间，他在中共麻城县特支的大力支持下，以县农会的名义，在考棚连续组织举办了3期农民运动训练班，专门培训各区、乡农民协会骨干，共达300余人。当时，由于各区、乡农会骨干大都没有文化，只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起来闹革命，常有许多旧意识和糊涂观念作怪。譬如，有人认为革命就是大烧大杀，不分青红皂白，恨不得把所有地主家庭都烧光杀尽；有人认为打倒了土豪劣绅就是革命成功，该轮到自己做官享福，甚至趁机报自己私仇或大捞一把；有人只认宗族关系、亲友感情，不讲阶级关系和革命情谊；也有人分不清国共两党的区别，统称“党先生”，奉若神明，给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革命运动以可乘之机，等等。因此，培训班在注重实际工作方法学习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注意及时澄清和纠正一些错误认识。这样，麻城农运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为将来革命斗争的需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